论唐君毅对王船山诗学观念的疏释

摘要

在中国思想史上，船山作为明末清初的大儒强调道德意志的目的性融为自然，故人必从融化于道德意义中的自然里汲取诗意。这就形成了以内圣之学为尺度的船山诗学。唐君毅重点疏释了船山“礼、诗、乐”的诗学观念。唐君毅对船山诗论的疏释，一是对船山本人学术的欣赏，二是要彰显船山的诗论的学术意义。在唐氏看来，船山诗论是古代情气诗学的集大成者。船山诗论重“情志”，但归结点是“气”:“兴于诗者，情见于情志，以导人之形色之气;立于礼者，形色之气显理，而以性治情。成于乐者，即情即性，即理即气，全气皆理，全理皆气。”在唐氏看来，如果不是船山重气的缘故，就不能细致入微地知晓诗礼乐的复杂含义和微妙关系。学术思想的生成与展开，总是通中国社会的文化渊源与转换进程保持着密切关联。唐君毅与王船山都青睐《易经》的阴阳气化哲学。诗学所表现的境界特征，根基于中华民族的基本哲学，即《易经》的宇宙观，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禀天地之气而生，生生不己的阴阳二气构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天地境界和生命之舞的合一，天地意识与生命情调的深化，是中国诗学的至高境界。唐君毅之所以对船山哲学和美学给予高度评价，是因为他们的学术旨趣和主体气质有着相通共契之处。总之，唐君毅欣赏船山文本所表达的宏大器局和诗学气象。揆之于中国哲学史，唐君毅认为，船山重“气”，会通了理、心、气的血脉，中国哲学中的理、心、气三个重要概念，“唯有船山能通之，并由而知历史文化之大用，以苏国魂，以启来哲。”揆之于世界哲学史，“船山之学问精神唯西方黑格尔差可拟。”俨然，在唐君毅的心目中，船山“重气而表现于情之诗乐”，在近古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其学术思想具有“卷之则退藏于密，放之则弥六合”之精神气度与诗学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