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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民族史研究生论坛

第二届中国民族史研究生论坛

  • 召开年：2011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1-05

主办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会议文集：第二届中国民族史研究生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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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大非川之战是发生于咸亨元年间(670)唐与吐蕃之间的一次大规模军事较量,对唐蕃关系和西域战略格局影响极为深远.自此次战役失败之后,唐帝国几乎彻底失去了原吐谷浑所控制的青海战略缓冲地带,再也无力登上青藏高原,涉足乌海(今托索湖)以西的地区.吐蕃却日益强大，不断威胁陇右地区。进而形成了唐与吐蕃在河湟地区对峙、拉锯、乃至抗衡的军事格局。大非川之战是关乎唐朝西域乃至东北亚格局，有重要意义的转折性战役，是唐王朝迫于外族压力而进行战略目标转移的标志性事件。在古人看来，“天时”、“地利”、“人和”是影响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具体到唐蕃大非川之战，可以说薛仁贵皆不具备，故其失败恐怕并非偶然。首先，从“天时”看，薛仁贵面临着岁星星象的二重不利。其次，从“地利”看，薛仁贵面临的战争环境亦非常恶劣，乌海地区高海拔寒冷缺氧的气候和多湿地湖泊是薛仁贵军队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其三，从“人和”看，薛仁贵的“围魏救赵”和“直捣吐蕃龙庭”之举，也必然会迫使、吸引大批的吐蕃主力从西域驰援。因此，唐军在大非川之役的失利，应该是“天非时”、“地非利”、“人非和”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薛仁贵却把失败原因主要归结为“天时”，反映了战前的星占对他产生了何等重要的影响。当然，也不排除薛氏有开脱、推卸责任的嫌疑，但星占对此次战争的影响则是非常明显的。由此，可以看到影响大战役的某些微小因素也不能忽略。
  • 摘要：唐末五代时期,经黄巢起义之后天下大乱,各种势力逐鹿中原,并形成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在此期间,不同地域的人们因各种原因而分散至离家乡数千里的不同地方,不仅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改变了他们各自的命运.笔者系统论述了吴·南唐政权中的沙陀人动向。从人数上来说，其基数大约在3000或5000人左右。随着战争的伤亡和人口的自然增长，这个数字定有变化。从李承嗣家族的例子来看，可以确定至少在沙陀将领中间，存在婚育现象，并且子孙也出仕吴·南唐政权。另外，从李金全的例子看，在乾宁四年之后，也有一些沙陀将领及其部下因各种缘由而脱离北方政权南下，只是人数不能与杨吴时期相比。值得一提的是，进入北宋之后，虽然江淮地区似未出现有名的沙陀人后裔，但1990年在湖北省英山县（唐宋时期地处吴·南唐政权境内的蕲州）出土的北宋《毕升碑》，虽然对于毕升是否为粟特人后裔尚有争论，但若将时间上溯到吴·南唐时期，那么也许毕升正是吴·南唐政权境内所居住的沙陀人之后裔。另外，进入南唐之后，杨吴时期南下的沙陀人已经与南唐其他臣子融合，并转变了尚武的门风。这种转变，既有大环境的影响，似也与沙陀家族本身的积极融入有关。不过，即便付出了种种努力，无论是杨吴时期即已经南下的沙陀人，还是南唐时期新近南下的沙陀人，他们在吴·南唐政权中的政治地位依然不高。总之，沙陀人在吴·南唐政权的存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对人口史、移民史、民族史皆有帮助。
  • 摘要：文明及其特征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的核心的表现.唐代是藏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藏族的先民吐蕃人在发展扩张的过程中,创建了强大的吐蕃帝国,建立自己丰富的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逐渐形成并保持了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诸如开放性和多元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继承性和连续性等,这些独特的文化特质是吐蕃王朝兴盛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藏族形成和发展壮大的重要标志和内容.唐代吐蕃王朝的文化特质对今天藏族的影响依然存在.
  • 摘要：两汉时期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丰富和发展时期,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在传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思想影响下以及秦汉以来统一局面的基础上,大都继承和发展春秋以来的"大一统"思想,将蛮夷戎狄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此外,匈奴等少数民族的政治家也对历史及当时的民族关系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等理论见解.然而,无论是因统治集团内部斗争致使臧衍、卢绾等人的"联胡以自强"思想,还是因政治因素投降匈奴的中行说以反对"汉化"为核心的民族思想,对两汉时期汉匈双方的民族关系,乃至当时民族政策的制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摘要：文中将西南民族区域作为一个整体,从民族间信息交流与沟通的角度,考察宋初此区域内陆路及水路文书通信系统建构状况,指出:区域内文书通信网络的存在,较大程度的满足了民族间文书传递和信息交流的需求,推动了民族间社会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并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解读了此文书通信系统的建构特征;基于其特征,从信息控制的视角出发,结合自然地理环境、唐五代遗留的继承、政治统治和军事行动等因素,分析了影响这一文书通信系统建构的原因,认为:信息控制是宋廷对整个西南民族区域进行社会控制的中间环节,也是宋初本区域文书通信系统建构的首要原因.
  • 摘要：苗疆边墙是明清两代先后于苗疆修筑的,一道用以防御和镇压"苗民"的军事工事.边墙修筑的历史过程是苗疆开发的历史过程,也是现今苗疆历史文化生成的历史过程.在苗疆历史文化生成的过程中,边墙成为了汉族"儒"文化与苗族"蛮"文化之间相互交流融合之表现的图像符号.通过对边墙"儒""蛮"图像符号功能的解读可以更好理解苗疆现今的多元一体文化.
  • 摘要：学术界将桑耶寺作为本土化成果而引入论著中作为辅助证据的并不少见,而将其抽取出来作为特定研究对象分析的却不多.本文就主要以桑耶寺为个案抽取部分典型本土化标识对前弘期藏传佛教的本土化基本特点进行分析.笔者先就桑耶寺进行本土化时空定位,通过确定其本土化的地理范围和历史时间位置确立其本土化标识的意义和价值;然后对桑耶寺的具体本土化标识进行尝试性解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历史原典记录的基础上对寺庙建筑中的本土化要素一一作出梳理分析,其中宏观层面主要是指道场整体建造,微观层面主要指"佛、法、僧"三要素的具体本土化完善;最后对前弘期藏传佛教本土化的历史现象进行反思：与剑无关的文化圈新陈代谢何以可能；艺术品中的沉淀为文化的交融做足见证；本土化与世俗化之间不必然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 摘要："回民义学"是清代回民起义善后措施中的重要内容.本文分析了"回民义学"诞生的宏观场景及具体历史过程,指地出"义学"一方面促进了清代西北民族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作为中央王权意识形态的扩张和文化同化的主要手段,也是造成西北回民聚居区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渊薮之一.我国作为多民族的国家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数千年而经久不衰，与历代统治者能够较好地处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同一性有密切的关系。历代王朝在处理多元的问题，一般实行“一国多制”、“文化多元”的政策，强调“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因俗而治”等原则。在宗教方面，也实行宗教多元和包容的政策，实现不同宗教信徒之间的和睦相处，共生共存。“在当代世界上，无论何种政治制度，何种宗教信仰，何种文化体系，都应该承认其存在的现实及存在的意义”，只有让每个族群获得在这个多元的文化世界生存的权利，让每一种文化都能“各美其美”，才能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 摘要：喀什是我国古代多民族文化分布的重要地区,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持续发生.文化整合是一种历史现象，更是文化进步的基本动力之一。它既是性质不一的地域文化的整合，又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整合，更是不同体系的文化之间的整合。本文探讨了喀什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与动因.从历史时期喀什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这三种文化整合形态都在不同程度地持续的产生和发展，不同文化因素的不断介入，使得喀什民族文化在不断的分化、重组和整合中，最终形成喀什的维吾尔文化。毋庸置疑，维吾尔文化是中国民族史上一朵绚丽的奇葩，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涵，更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摘要：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贵州铜仁的石柳邓、湖南永绥的吴八月、石三保等率领的乾嘉苗民起义爆发.清廷调动七省十八万兵力镇压起义.嘉庆二年(1797),起义最终以领导者的战死或被俘而宣告结束.本文以《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为基础，通过剖析起义被俘者的“供词”后发现，审讯者问的是“何人为首”、“滋事的根由”和“事先是否有预谋”等方面的问题，被俘者回答的主要是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行，但“供词”却无形中反映了起义的组织方式与过程。起义首领导者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发动和组织起义队伍。一是以血缘、姻亲为纽带来形成领导中坚力量；二是以地方精英为主导来聚集村寨力量；三是以宗教信仰为幌子来号召普通民众。
  • 摘要：在每个族群形成自己独特文化的过程中,必定会经过与其他文化接触及互相影响的阶段.甚至在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后,其文化内涵仍然是不断改变的.以周文化为例,周人的青铜文化显然是受到商文化的影响,然而,先周文化中的陶器却与殷墟的陶器完全不同,当中有些陶器更很明显是受到西北文化所影响的.西周时期秦人所用的陶器与周文化陶器非常相似，而西周秦墓中亦共出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由此可见，西周早期时秦人与周人的生活已经非常接近。在秦成了诸侯国后，秦人学习周人铸造青铜器的技术，模仿周人的青铜器。由于春秋早期至中期秦人较少与中原列国接触，因此秦文化比中原文化保留了更多周文化的元素。与此同时，由于秦人先后对西北面和北面的民族用兵，因此，这时期的秦墓共出了有北方及西北方文化特色的器物。至于秦文化的陶器亦因为受不同地区的文化所影响而有所转变。随着秦国向东发展，秦文化又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再加上其他文化的因素，战国时期的秦文化已经是非常庞杂的了。
  • 摘要：甘泉是西汉的北部军事要塞,也是皇帝日常活动的北部边界.武帝元狩四年是西汉甘泉由军事战略要地转为国家宗教中心的分水岭.泰畤的建立是甘泉中心地位确立的标志,但甘泉取代雍地成为郊天之所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武帝在甘泉设置九天巫与其对它方神祗的新奇和对匈奴的政治笼络有关.西汉前中期的国家宗教以皇帝个人信仰为指归,因而不论是雍地郊祀"五帝",还是甘泉郊祀"太一",其实质都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一点在成帝、王莽时的郊祀改革中才得到改变.这个时期国家宗教显得凌乱而稳定性较差。而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国家宗教礼仪制度则以成熟的理论、制度为依据，皇帝个人信仰最终为整个统治阶层的群体性信仰所替代，最大程度的避免了这种不稳定性。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西汉儒家思想对于国家宗教的指导也是渐进的过程：从武帝封禅礼仪中的儒生谏言，到新莽、光武帝时期的完整采纳其理论思想，这之间有一个百余年的过渡时期。同时，除“郊天”之类的“大祀”外，两汉国家对于“中祀”、“小祀”的整合也前后有别，前期如高祖、武帝等对于地方性、民间性的信仰往往是机械的选择或者抛弃不用，其动机往往是由于对它方之神的新奇或厌恶，且设置与废弃都较为容易；后期如东汉的栾巴等则对其进行有意的引导、改造，明显是两种不同的整合层次。
  •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发生了剧烈变化.其中,官府、客家和基督教弄潮于这场巨变当中.本文对有关官府、客家和基督教三者的研究文献进行简单梳理和综述。从中可以看到客家以及客家与基督教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特点话题。但是，相关论著话题的重复性太多，观点缺乏新颖性，同时能够把官府、客家与基督教三个维度放在一起做研究的极少。张先清在《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中做了大胆的尝试，将官府、宗族和天主教三个维度放在一起考查，其主要目的是观察三者互动和博弈的关系如何促进了福安乡村天主教会的发展，更多的是从历史学和宗教学方向来考虑,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 摘要：文章结合蒙、藏、汉、俄等中外文献资料,重点研究土尔扈特部落自公元1628-1771年间在伏尔加河流域时期的藏传佛教及其寺庙.认为藏传佛教在伏尔加河流域时期的发展并没有因为远离故土、远离藏传佛教中心而停滞,特别是在阿玉奇汗统治时期,将藏传佛教推向繁盛阶段,同时认为土尔扈特部落在伏尔加河时期所建的藏传佛寺主要有6座,并形成自己独具特色之特点.
  • 摘要："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这一策略早在清朝初期就被统治者运用了.从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极致书藏巴汗和五世达赖喇嘛到顺治九年(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见顺治帝,共经历了15年.在这段时间里,西藏地方和中国内地都发生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本文试图用清政权敦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及达赖喇嘛朝见顺治帝的史实,来探析当时西藏地方与清政权之间的关系.五世达赖喇嘛在1653年进京朝见顺治帝，从侧面也反映出当时的清政权已经从地方性政权转变成为了即将统一全国的中央政权。此时达赖喇嘛来京朝见，他的身份无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还是西藏地方的上层统治者，其最终的身份却仍然是清朝皇帝的臣子，只是他的身份比较特殊罢了。而并非像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所说，“满洲皇帝和达赖喇嘛之间始终保持着宗教施主关系。五世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地方来京觐见顺治帝，标志着西藏地方对清中央政府的认同和归附。西藏地方与清政权之间的关系已由“地方并立”关系正式演变成了“地方隶属中央”的关系。这不仅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也是时代的必然。
  • 摘要：本文以羊品种判断为切入点,从图像、文献及研究情况等三个角度,对"五羊传说"及相关信息进行梳理分析,现在的结论是开放性的：尽管现在所 见是山羊，但学术证据似乎更支持绵羊，至于最后的结果，还要进一步研究。通过上述也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知识的学术过程,其中释放出的学术信息,对解释一些重大学术难题具有启示作用.同时指出其探讨的过程远比最后获得答案更为重要,值得民族史、文明起源及相关领域研究者继续探讨.
  • 摘要：僻居云岭山脉中的"丽江古纳西王国",人称"被遗忘的王国",同时又因其层出不穷的殉情现象而被国内外人士冠以"世界殉情之乡""亚洲自杀王国""殉情之都"之名.本文以纳西族殉情现象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其发生原因的探究来讨论宗教与民族的互动关系.东巴教保存和记录了纳西民族的传统和习俗，特别是一些早已消失又不见于史书的古风古俗，这些本土文化成就了纳西民族的历史和现在，更是东巴教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源头和土壤。东巴教和纳西民族相依共存，互相影响。东巴教在大量民间习俗的基础上形成了整套的仪式系统，反过来又对民族传统中这些习俗的稳定、发展以及传承起了维护和促进的作用。在对诸如纳西殉情这样的少数民族现象的研究中，不能单纯的从一个文化现象分析，必须放在一个民族的文化整体范畴来分析研究，因为这个文化整体萌生和形成的过程是各种文化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杂糅的，难解难分的。
  • 摘要：云南省是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国少数民族数目最多的省份.要推动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不容忽视.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作者结合自己的实地调查资料和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详细地介绍了云南省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和特点,具体地分析了云南省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并对目前云南省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足，如由于资金不足，很多保护工作无法落到实处；抢救和保护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专业人才紧缺；许多珍贵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等，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建立健全政府部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重视对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和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加大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力度和国际交流等.
  • 摘要：文化变迁是人类文化永恒的定律.壮族铜鼓习俗是一项悠久的民族民俗文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社会语境中,其出现了民俗文化的再生现象.这种现象对传统民俗文化本身之传承与保护产生深刻的影响.对壮族铜鼓习俗之文化再生现象进行客观地认知,并探讨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之传承与保护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 摘要："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地震中失去家园的汶川县龙溪乡直台村羌族村寨村民被迁移到了四川省邛崃市南宝山安置点,随着被迁移灾区人们对安置点生活环境的慢慢适应,直台村羌民以集体化的庆祝方式共同庆祝了地震后的第一个"羌历年",笔者主要针对地震后搬迁的"新"直台村在庆祝羌历年方式上的改变及原因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在“羌历年”期间，由于每家都不太了解相关的祭祀活动，只有村中这些老一辈人们凭借着残留的记忆彼此之间积极配合，全力在做这件事情，因此，他们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热情，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庆祝“羌历年”方式的改变。地震后重建的直台村在庆祝本民族传统节日“羌历年”的时候，不再是以前“每家每户、各过各的”的庆祝方式，而是采取了一种“集体化”的全村共同庆祝的方式。这种庆祝方式的改变，一方面是由于地震后党和政府政策的向导；另一方面是由于重建传统文化、新的生存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所造成的。直台村这一庆祝方式的改变有利于加大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推动直台村民族特色旅游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经济收入，提高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有利于推动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进一步整合，使其更具有时代特性；有利于文化的重构、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使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社会的认可与保护。
  • 摘要：在一个国家中,民族的多样性,决定了群体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群体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就是民族关系,这种差异所引起的矛盾就是民族问题.晚清西南的民族问题影响着清朝的政治走向.随着列强侵略加剧,面对内忧外患,清廷被迫进行了有现代化色彩的"新政",此时康区进行的政治整合及经济、民族关系的调整,有利于在新形势下民族问题的解决,客观上也对国家政治现代化和建设民族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总的来说，康区改革，虽主观上是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但客观上在对基层政权进行重构时，引入了许多现代因子，开始了构建早期民族国家的尝试；清季在康区的改弦更张，突破了以往隔离、限制的民族政策，推动了民族关系的改善，促使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空前增强；“在清朝坚决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康区，不仅没有出现民族独立的运动，而且涌现出许多爱国甚至为之洒热血献生命的汉族以外民族出身的人士；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要求在政策上具有复杂性的思考和“因地制宜”的调整。
  • 摘要：肃亲王善耆在清末复杂的政局中独树一帜,巧妙地调适了复杂的满汉关系.本文从政治角度,试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视点对其在清末应对满汉关系上的一系列政治活动进行解读.他不仅与康梁等保皇派联系,进而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权倾朝野的袁世凯,而且试图通过笼络革命党人程家柽、汪精卫来消弭革命、缓和紧张的满汉关系.此外,善耆还破除理藩院禁用汉族官员制度,不分畛域,起用有才能的汉族官员.
  • 摘要：本文试图以苗族这一古老而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为主体,去考察二十世纪上半叶"五族共和"下处于失语状态的苗族是如何参与现代国家建构的,着重以知识分子尤其是史语所在其中的作用为主,以期对二十世纪上半叶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国族建构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之所以苗族在“五族共和”下话语失势，从孙中山先生1922年6月在广州中国国民党特设办事处的演讲中可见端倪，他已完全改变了此前的“五族共和”的思想，明确地强化了汉族在维护国家统一事业中的主导作用。而事实上早在尧舜禹时代，中原的华夏就已经开始了对苗族的移风易俗。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上上较之于1912年的政策时，出现了极大的转向，淡化民族在这一时期成为了国民政府的重要一点。尤其在面对日本的侵略日益加深后。实质上，孙中山先生在晚年就已经对民国初年的民族政策提出了反思，营造一个超越了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的民族意识、与中华民国国家的规模相一致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实际上是孙中山先生晚年致力的目标。史语所成立后，主持了许多的民族地区的调查。调查基调是建构在“苗汉同源”的理念之上的。苗、汉在很多方面如传统节日、风俗、习惯、身体特征上，具有相同的根源，这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那个时代中国学术界“民族大同论”、苗汉“民族同源论”、“文化同源论”的学术观点，也直接因应了国民党中央淡化民族、由民族到宗族的民族政策。
  • 摘要：本文基于美苏对抗的视角,以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为切入点,对20世纪40年代美国在中国新疆地区的介入作以历史考察.美国对新疆政策制定的是放在对当时世界格局变化认知的框架之内的.美国势力进入新疆,撤出新疆的过程,实际上是美国在全球冷战中力图与苏联展开竞争的一个个案.而这一个案,对今天的中亚形势发展却有着历史照应.
  • 摘要：唐宋时期,因经商等原因留居中国的穆斯林"蕃客"被认为是中国回族的先民.宋代穆斯林蕃客在华贸易较前代更为兴盛,回族先民也获得更大发展.本文依据文献资料,从体例之变、民生之异及风俗之移等方面,阐述了两宋时期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对回族先民发展的促进作用.宋时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确实为回族先民群体的确立、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提供了适合回族文化根植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体例之变带来的宋廷对于来华番商的宽松政策，恰是一个族群或民族扎根、生存所必需之政治环境；而与前代相比，中原民生社会的相异之处则提供了与回族文化中的经商传统、冒险精神有力契合的土壤；风俗之移也从一方面创造伊斯兰文化与中国风俗更多的相容性，客观上提高了普通民众对于番商及其文化风俗的接受态度。
  • 摘要：契丹是我国古老的民族,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特有的民族文化.元代契丹人充分利用其民族文化为元时期的历史贡献力量,对元统治民族蒙古文化有着特殊影响;而作为蒙古统治下的契丹人,其文化发展必然要受到蒙古文化的影响.本文试从两个方面探讨契丹与蒙古的文化关系,一是蒙元时期契丹人对蒙古文化的影响;一是蒙元时期契丹受蒙古文化的影响.并从中分析契丹人消失的走向与原因.在蒙元时期，契丹接受蒙古文化，对契丹族来说，是获得通向上层社会的通行证；蒙古利用契丹人达到其统治稳定目的，也乐于与契丹加强联系。也在这一时期，契丹民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失去了他原有的集体民族意识。契丹人自称蒙古人，“对于自己的伟大和体面是有利的”，而其作为，冲淡本民族的族群意识，加快契丹人融入蒙古族的速度。而蒙古族在元代已是“以唐代的蒙兀室韦为核心，融合相近诸部，并吸收了部分突厥、契丹、女真等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简而言之，契丹族与蒙古族在蒙元时期文化上的紧密联系，使两优秀民族都得到发展。
  • 摘要：清初贵州苗疆"生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片区,即以腊尔山为中心的黔东北生苗区,以雷公山、月亮山为中心的黔东南生苗区,以及以麻山、花山为中心的黔中南生苗区.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地理环境有差异、战略地位也高低有别,致使清廷经营这三片生苗区的策略和目标也互有区别,其政治后果和对贵州行政区划的影响,也呈现一定的差异.鉴于目前学界对这三片苗区的开辟及其后果的综合比较研究甚少,为此,笔者拟对这一问题做深层次的探讨,以便揭示清廷经营手段的差异所产生的不同后果.清代对贵州苗疆的开辟是西南“改土归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开辟的结果，加强了清廷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内地化过程。长年以来，国内的部分学者简单化的认为所谓“改土归流”就是罢废土司，设置流官。其实“改土归流”之“土”是相对中央王朝派遣的流官而言，都称为土，土司当然也包括在内。但废除土司并不能涵盖改“土”的全部内容，而废除少数民族传统的宗族社区建制，也是改“土”的主题之一，从相关历史记载以及开辟的后果看，“生界”的开辟，自然也应属于“改流”范畴。因此笔者认为开辟苗疆是清雍正时期“改土归流”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对清代开辟苗疆与改土归流关系问题还有待学界作出进一步深入研究。
  • 摘要：稽胡,一名山胡、步落稽,也称步落坚、部落稽或径称并州胡、汾川胡、吐京胡、离石胡、石城胡、西河胡、河西胡等.是南北朝隋唐间,活跃于秦晋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是匈奴系杂胡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后期代表.然而学界对于稽胡的少量研究,大多着重于讨论稽胡的族源问题,对于稽胡的社会经济文化所涉甚少.本文旨在对稽胡的经济生活、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分別作出考察,试图尽力的还原稽胡社会生活的原貌.稽胡是一个定居的农耕民族，农耕生产在其经济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然，稽胡还有其他成分的经济形态，主要是狩猎。稽胡的基本社会组织是部落，这种部落的领袖是世袭的，因此带有很强的血亲集团的特征。稽胡的民俗，首先以民风彪悍，敢于挺身反抗而著称。稽胡的许多习俗，如对婚前性行为的开放，简便的习惯法刑事处分和明显的收继婚制度，都带有匈奴传统的痕迹。稽胡有自己的语言，只是稽胡的这种语言有一个逐渐弱化并被汉语取代的趋势。稽胡有着自己独特的音乐，并且其音乐的风格类似于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胡人的音乐有着显著的差别。稽胡从各种杂胡而来，应该保留着部分匈奴系民族的原始信仰，匈奴信仰的突出特征是自然神崇拜，也别是月亮崇拜。稽胡文化的突出特点是由民族融合而诞生，再在民族融合中消亡。在稽胡的文化中匈奴文化、鲜卑文化、氐羌文化、突厥文化都能找到一丝半点的痕迹，但它又不同于上述的任何一种文化，这一点从稽胡语“因译乃通”就看得很明白，稽胡文化已经和它的匈奴本体差的很远了。正当稽胡文化在以匈奴文化为主的杂胡文化，向以汉文化为主过渡转变的轨迹上发展时，以吐谷浑和党项羌为主的新一轮民族迁移，民族融合浪潮，又把稽胡裹挟进来。
  • 摘要：有关岳飞"黄龙痛饮"一语的出处,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载可能是黄元振追述岳飞遗事的《杂记》,但文中却将黄龙府与燕京混为一谈,这一疑点长期以来未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由于南宋人普遍以为黄龙府是女真人的巢穴之所在,"黄龙痛饮"一语不过是岳飞激励士气的豪言壮语;而黄元振笔下的故事可能是他为"黄龙痛饮"杜撰的一个出典,由于他误以为黄龙府就是指燕京,才造成了岳飞及其部将的"误解".
  • 摘要：马·雅巴拉哈三世是与其师拉班·扫马齐名的元代景教人物.约在1275年左右,他们在长期苦修之后,决定赴耶路撒冷朝圣.在朝圣途中,二人曾在景教总教会巴格达地区停留,雅巴拉哈被任命为汪古部和契丹地区(即中国北部)的大主教,不久他又被推举为东方教会宗主教和教务大总管,成为了十三至十四世纪景教教会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任职的三十六年期间，景教盛极而衰，这与伊儿汗国君主的宗教倾向有直接关系。当朝君主同情、倾向基督徒时，景教便能在其荫庇之下得以顺利发展；一旦君主转向其他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景教之处境随即急转直下，直至一蹶不振，可见景教对统治者的政策和个人好恶的依赖性之强。同时，伊斯兰教在西亚经过六百余年之经营，期间还经历了阿拉伯帝国时期的大力扩张，使得景教在与伊斯兰教的竞争中长期处于劣势，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传教策略以争取足够的信众，只能依附于统治者。作为有元一代中国景教徒的杰出代表，马·雅巴拉哈三世与拉班·扫马结伴西行及之后扫马出使欧洲的事迹，在中西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马·雅巴拉哈三世依靠个人的努力，取得了伊儿汗国几任君主对景教的支持和保护，在教会治理上颇有建树，成为了十四世纪前后景教教会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 摘要：明清时期,畲族逐渐从其原住地闽西、粤东、赣南等地大量迁往闽东和浙南等汉人居住地区,逐渐发展形成畲族新的聚居区,畲汉杂居和畲族大散小聚的分布局面也从此开始形成.在畲族不断向汉族居住区迁移的过程中,畲族在生产生活文化等各方面不断受汉族影响,逐渐同化于汉族之中,并与汉族一起反抗来自上层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由此畲族不仅在生产生活等方面有了较大进步和发展,而且畲汉民族之间也由此形成了友好的民族关系,共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 摘要：明代,马政为一朝之重,所以明政府在全国采用官养、民养相结合合的牧养方式.在辽东边地,则建立了行太仆寺、苑马寺等官方机构来管理这一地区的马政、孳牧马匹.但随着明代中后期马政败坏,明朝在辽东的养马方式、行太仆寺、苑马寺的职能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 摘要：藏传佛教是独具特色的佛教信仰,在元明之际不仅对藏区有特别的政教作用,而且在其不断的东向发展的过程中,对内地和蒙古草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除了藏传佛教自身发展的内在因素之外,藏传佛教的东向发展还受到元、明两朝外部政治因素的促进和扶持.到了元代，藏传佛教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这有赖于元朝对藏传佛教的保护和促进作用。而明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则奉行“无为而治”的政策。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发展受阻，以致无力遣使赴京，与明朝中央联系受到了严重影响。直至1578年，索南嘉错与俺答汗在仰华寺会晤，藏传佛教才进入到真正的东传时期。蒙藏双方的关系通过这次会晤结成了紧密的联系，索南嘉错通过俺答汗向明朝廷进贡方物，请求与明朝中央建立联系。明中央政府得知这次会晤之后，命甘肃巡抚侯东莱派人同索南嘉错联系，要求他劝说俺答汗率部回漠南蒙古住牧。自此，藏传佛教格鲁派不但寻找到了强大的保护人，而且通过俺答汗得到了明朝政府的允许，建立了与明朝新的朝贡关系，藏传佛教格鲁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俺答汗通过此次会晤，巩固了对漠南蒙古的统治，并且将藏传佛教信仰带入到蒙古草原的人民大众当中。此次会晤，对于明朝政府而言，不费一兵一卒、一钱一粮，就巩固了西北边疆的稳定，既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控制，又解除了漠南蒙古对明朝的威胁。以格鲁派为主体的藏传佛教向蒙古的传播以及最终在蒙古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就是藏传佛教东向发展的扩张过程。
  • 摘要：历史上中原王朝向周边拓展,所引起的军事屯田,使得青海贵德王屯地处汉藏文化的交汇地带.受农业经济和西北自然条件的制约,水在王屯民众思想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北基层社会水崇拜、水资源管理等一系列水文化事象.这些水文化事象一方面以龙王为中心,构成象征意义上水管理系统;另一方面以龙官为中心,构成现实意义上水资源管理系统.从而体现出汉藏交汇地带独特的文化特色,并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也为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视角.
  • 摘要：黑水城,蒙古语称为哈剌浩特(Khara Khoto),是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的遗址,今属内蒙古阿拉善额济纳旗.历史上这里曾是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今额济纳旗所辖地即汉代的居延地区,"居延"本匈奴语,为种族名称,匈奴人居住地,早在两千多年前,这片土地就由匈奴和汉朝相互争夺,此后又分别有高车、丁零、吐谷浑、突厥、回纥、契丹、党项羌、吐蕃、蒙古等民族或部族在特定的时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文中对黑水城出土的文献及文物进行介绍，包含西夏文、藏文、汉文、回鹘文、蒙文等在内的多民族文字文书，不仅说明了黑水城地区本身的多元文化特征，对西夏和元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亦为西域宗教及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带来了新的资料和独特的学术视野。
  • 摘要：回鹘,是我国隋唐时期发展起来的重要民族,曾于唐初至武则天时期、五代时期两次入迁河西地区，改变了河西走廊的经济结构和文化构成，促进了文化的涵化和借取，并产生支系文化，形成了各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回鹘汗国瓦解后，回鹘各部离散，进入河西走廊的一支，与原先迁入的回鹘人汇合，发展并逐渐强大起来，建立了甘州回鹘政权，统一了河西地区，为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河西地区的经济，促进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并对今天裕固族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丰富了祖国文化宝藏，增进了国内外及各民族的文化交流。
  • 摘要：本文重点论述东汉末年,布列于汉朝缘边及内地各郡乌桓所出现的分化局面,以期全面描绘出汉末乌桓发展的全貌,拓展以往以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发展状况来总括乌桓整体历史的认识;并探讨汉末各郡乌桓分化与北方诸势力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激烈地参与汉末混战，后因附于袁绍集团，被最终统一北方的曹操所离散；上谷一带乌桓初与三郡乌桓一同附于刘虞等，后在阎柔带领下归附曹操，为曹操集团所重视，实力得到保存；雁门乌桓初与黑山农民军联合，后亦随之归附曹操而得以保存；太原乌桓、朔方乌桓，虽未见汉末混战的具体记载，但随后的历史中均可发现其踪迹。东汉末年诸郡乌桓分化格局的形成是极其复杂的，笔者认为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诸郡乌桓所受外部力量。当东汉末年汉朝中央政府的统治名存实亡、北方军阀混战之时，由汉朝建立的北方防戍体系已然遭到破坏；农业中国与游牧中国力量的剧烈对抗，更是加剧了边缘地带的不稳定状况。正是在这种外力的压迫之下，诸郡乌桓为求其生存、发展，根据其所处的不同环境和其所具有的政治资本，选择不同政治立场，附于不同的军政集团，从而出现了分化的局面，进而最终因其所附军政集团的兴衰而存亡，并以此为魏晋时期乌桓的发展奠定基础。
  • 摘要：学界通常认为，夫余出自北夷橐离国，高句丽出自夫余，豆莫娄为北夫余后裔，可以说，四族属于同一族群。本文试就其族名的读音与意义进行探讨。在汉字上古音中,夫余之"夫"读音如蒲、如薄,与发(读如泼或拨)、貊、亳等字读音可通,"余"读音通娄、闾,夫余作为少数民族语辞,其意义很可能是"貊人".橐离、高句丽、豆莫娄以及作为北沃沮别称的置沟娄,读音语尾与"余"音同,可能是其出自同一族群的标识。
  • 摘要：红帽系是噶玛噶举派中仅次于黑帽系的重要活佛转世系统，该系统的活佛转世开始于14世纪,在乾隆年间被禁绝转世,共有十世活佛,其中过半数的活佛热衷于政治权势.本文对红帽系历世活佛主要事迹以及该系统的转世和被禁绝做了简要论述.教派建立之初都注重宗教自身教义的弘扬和发展，但要得到广泛认可和推广又是离不开统治阶级扶植的，红帽系正是这样的发展过程。但由于所依赖的当地政府的倒台，其发展也进入衰落阶段。宗教最终是为政治服务的，红帽系十世活佛沙玛尔巴，因不满清朝扶持黄教的政策，贪恋扎什伦布寺的财产，以致叛国投敌，最终导致了红帽系活佛转世系统被禁绝。
  • 摘要：本文对蒙古族信仰从萨满教到藏传佛教的演变进行了论述.萨满教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原始民间宗教信仰，是北方氏族、部落的精神文化代表，深深影响着蒙古族大众，成为蒙古族的主要信仰。随着社会的发展，萨满教在蒙古社会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它不再是单纯的普通民众对自然的崇拜，而成为一种统治阶级宣扬“君权神授”的工具登上政治舞台。直到13世纪，大元帝国版图扩张，使蒙古族与藏族的交往日益频繁，藏传佛教开始传入蒙古高原，从而开始了与萨满教的反复“斗争”，在长达几百年的“斗争”中，藏传佛教因统治者的政策倾斜逐渐取代了萨满教在蒙古社会的主导地位，成为蒙古族的主要信仰，完成了古代蒙古族社会的宗教信仰演变.
  • 摘要：金城属国是西汉时期安置归降羌众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其行政管理系统中设有帅众王、侯、君等职位,属国吏民"因其故俗".护羌校尉并不是金城属国的属国都尉,原因是金城属国和护羌校尉管理对象的性质不同、管辖范围不一致;护羌校尉和属国都尉的职责也多有差异.东汉没有设置属国都尉,原因是东汉政府调整了统治政策,将羌族纳入郡县管理体制.护羌校尉管理更为直接,且职责与属国都尉有些相似,如果再设金城属国,就有重床叠架之嫌。
  • 摘要：我国具有丰富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资源和多元的宗教信仰模式，地方性知识的理论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科学知识观,为人们开展少数民族宗教的研究工作开辟了新思路和新视角,对维护和发掘少数民族宗教文化资源的价值,提升少数民族文化的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人类尊重多元文明，尊重多元文化，尊重多元信仰的交往的发展，地方性知识的观念必将逐步深入人心，渗透到了社会研究的各个领域，甚至会极大地影响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塑造。因此必须注意两点：不可因“地方”而“地方”，过分地强调地方性，各执所执，不利于多元一体格局的维持和稳固，国家也会面临“统而不和”；不可避“地方”而构“同一”。文化基因的多样性是民族文化的活性所在。民族之间缺乏不同文化因子的的互动，文化体系过于趋同化，必将导致独特文化的逐渐消亡。
  • 摘要：文字是人类迈进文化时代的最主要标记之一,它是一个民族甚至全体人类的历史或者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维吾尔族是中亚操突厥语民族之中较早迈进使用文字时代的民族之一,维吾尔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先后改变宗教信仰,而其随时代的发展开始使用几种文字,比如从古突厥文到现行维吾尔文.本文简要地概述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使用这么多种文字的社会背景并其介绍用这些文字写成的代表性作品.不难看出，维吾尔文字史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文字演变具有广泛的社会背景，它随着维吾尔族地理环境，社会变迁，改变宗教信仰等一系列问题的演变而不断的变化，比如，鄂尔浑河领域时期使用摩尼文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宗教改信；利用粟特人在贸易上占有利的地位。在喀喇汗王朝时期使用阿拉伯文也是在文字上适应伊斯兰教的传播情况。更确切的说，维吾尔人开始使用一种文字的时候文化变迁也相适应地开始变了。这是维吾尔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普遍文化现象和民族特征。
  • 摘要：辽代的胡人驯狮图像作为反映辽代的中外关系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图像资料是隋唐以来中国狮子文化与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辽代五京地区及海外地区现存的胡人驯狮图像计35件组.分引献型、乐舞型、乘舆型、镇服型等4个类型,朝觐式、礼佛式、斗狮舞式、狮凤舞式、骑乘式、升仙式、训猎式、御服式等8个样式.驯狮的种属分写意的唐式狮子和写实的粟特式狮子两种,辽代同产生了新样狮子.胡人的族属基本与辽代的域外交聘国家相吻合,大食人和粟特人占有重要地位.辽代的胡人驯狮图像在东亚美术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时代意义.
  • 摘要：汉人社会民间宗教信仰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学界对此宗教形式的解读亦众说纷纭.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民间宗教信仰实践者的在宗教活动中呈现出的性别差异入手,对贵州北部群乐人的祖先信仰、冲傩和神庙信仰近几十年的演变进行了细致梳理.并由此看出,群乐人宗教实践的重要特点是,男人倾向于家内的祖先信仰,而女人却倾向于家外的神、鬼信仰.笔者认为,这种性别差异现象是传统汉人社会性别结构在宗教领域的一种投射,而看似庞杂的民间宗教现象往往具有一定的社会根源.
  • 摘要："万人扯绳"是甘肃省临潭县汉藏回三民族共同参与的特有民俗,始于明朝,距今有600余年历史,已被载入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文章通过对该地相关历史、自然环境以及多民族聚居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描述,用整体观的视角探究"万人扯绳"的生成、发展情况。沐英将军在洮州的镇守也将“牵钩”带到了洮州，而安世魁由人向神的升华正是军中“牵钩”发展到民间“扯绳”并逐渐形成稳定的过程，扯绳习俗由此而成。形成并不代表源远流长，洮州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赋予了扯绳更多的内涵，它可以满足民众对五国爷的崇拜、纪念需求，可以对庄稼的丰收寄予希望，也可以满足各民族团结奋进的愿望，这一习俗长久活跃于民间，是民众对自己思想和情感的社会性表达。同时，也赋予了其更多的发展动力，动力的强大足以确保扯绳的长盛不衰。历史、环境、民族三因素为万人扯绳民俗的源远传承构筑了坚固的三角动力，“三角”动力都与五国龙王（安世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五国爷的核心地位连结、稳固着历史、环境、民族的三维动力，也正是这一坚实、稳固、互有融通的“四点——三维”和谐机制构建了临潭独具地方特色的“万人扯绳”并将其传承至今。在“四点——三维”的和谐机制中，万人扯绳将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俗民引入到了一个特定的时空，将往常不甚交往的民族整合进了一个社会系统，加强了交流与沟通.
  • 摘要：藏边以藏、汉、蒙、回、撒等多民族聚居区镶边青藏高原,将藏族主要居住的西藏包裹其中,近代国家社会变革激烈,国家权力不断向边疆扩张.以国家权力扩张为视角的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也适时选择,从其纵向来看,其选择的主要内容有民族纠纷解决的主体、方式、规范、程序四个部分.主体是在权变与互动中选择了官方、民间、寺院;方式则分为"合意"与"决定"两种;规范是在冲突与融合中以习惯法、国家法、宗教法为依据;程序按理性与传统分为官方和部落两种形式。
  • 摘要：清季民国以来,"国语"与边疆语文之间的隔阂成为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一个重点与难点.国民党自北伐后,大力推动边疆党务,在建立组织与传播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亦须直面这一特殊的边政问题.本文以1943年国民党西康省党部藏语研究班的开办过程为讨论中心,将其置于近代以来康区"国语"与"边语"的互动历程中,考察其对于推动边疆党务和沟通族群关系的作用,丰富和深化对晚清民国时期边疆民族地区政治和社会面相的历史认识,并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问题进行一定的反思.
  • 摘要：我国幅员辽阔,陆地14个毗邻国家中,有30多个跨界民族,跨界民族问题是影响边境地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跨界民族是指历史上形成的而现在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交界地区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根据这一概念，提出文中研究的“三非”问题主体，即为在我国边境境地区毗邻国家的跨界民族群体针对我国进行的非法越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问题。本文特别从中朝边境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境外朝鲜人"三非"问题的产生的原因，结合“三非”问题的现状，对边境管理部门防范打击境外朝鲜人“三非”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加重惩罚力度;加大宣传力度，加深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情报调研工作，掌握处理朝鲜“三非”人员问题的主动权;加强合作，提高共同打击力度等.
  • 摘要：本文以1947年发生在北平的"《十三号凶宅》诉讼案"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报刊、回忆录、档案的解读,剖析"《十三号凶宅》案"事件的缘起及互控过程,并以此诉讼案为背景,展现末代郑亲王昭煦在维护名誉和维持生计双重压力下的民国生活。自郑亲王端华在辛酉政变中被处死之后，郑亲王后人在晚清四十年中因失宠而式微，到了末代郑亲王昭煦这一代，生活已经开始入不敷出了。民国成立以后，郑王府从前所赖以养赡的条件，遂步消失，生活日形拮据，为了维持生计，昭煦不得不抵押府邸，举借外债，甚至出卖祖茔。这期间由于处理不当或用人不善，末代郑亲王屡屡被卷入各种诉讼案中，这无疑会给负债累累的郑亲王带来更大的经济负担。虽然辛亥革命爆发后，郑亲王的种种特权被剥夺了，被降为“公权私权与国民同等”的国民，但依然很重视自己郑亲王的名誉，为了保持表面的虚荣，昭煦不惜典卖祖产，以延续昔日的生活方式；为了讨还郑亲王的声誉，不惜与中电三厂对簿公堂，以呈现于世人一个真实的郑亲王。借此可以对当时的满汉关系、逊清王公家族内部的纠纷、逊清王公群体等有一个明晰的认识.
  • 摘要：由于人畜的繁衍,青海厄鲁特蒙古逐步向四周迁移寻找牧场,伴随而来的是与清朝不断的边境冲突,他们在顾实汗时代和清朝间的相互依赖之关系,也因顾实汗的死去而发生变化.青海蒙古各部争雄,边境冲突升温,面对这一新问题,边界勘定与定界措施应运而生,然而,清朝想用这一举措解决边境冲突的设想并没有成功.顾实汗时代的青海蒙古与清朝之相互依赖关系的建立及推动，可谓各为所需，各得其所。一方面，顾实汗依赖清朝而号令青、藏地区，并与其外的蒙古各部相抗衡，另一方面，与清朝通贡，获得其所需之物，并非想纳入清朝的统治体系。清朝的边界勘定及其定界举措，限制了青海蒙古各部落的发展，非青海蒙古所需，为此，对清朝的边界勘定置之不理，并借口推脱，从而使清朝的定界举措失败。边界勘定与定界措旋的失败，意为着清朝不得不采用其它的措施甚至付诸于武力来解决青海蒙古问题。至罗卜藏丹津事件后，清朝最终用武力统一了青海。
  • 摘要：清代幼帝时期辅政有亲王辅政、太后辅政和大臣辅政三种形式,辅政格局的确立是各方政治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辅政人员之间的争斗会大大消耗清朝的实力.顺治朝的亲王辅政避免了统治阶层的内讧,使清朝得以定鼎中原.清代顺治朝幼帝时期辅政实行的政策,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外交和民族关系各个方面均有重大影响,决定着王朝的兴衰.
  • 摘要：布特哈贡貂制度是清政府管理布特哈各族的重要政策,经历了天聪到康熙中期的初始时期、康熙中期到道光朝的发展完善时期和咸丰朝以后的衰落消亡时期三个发展阶段,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一制度是一种特殊的赋税制度,是一种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还是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总之，布特哈贡貂制度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与清王朝的统治相始终。由最初的臣属关系的象征，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统治制度。这一制度对于布特哈各族的管辖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这一制度毕竟是一种传统的统治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最终被自然淘汰。
  •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对国内非汉民族,逐步确立了以行政区域进行统驭的基本政策,与以中共为代表的以民族为单位施政的主张截然不同.其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以区域和职业选举为主,不兼采民族代表制.回、满、夷苗各族对此纷纷反对.西南夷苗多次请求以夷苗民族身份参加国大,均被国民党始拒绝.通过考察国民党相关政策的确立进程、社会反应,以及如何处置夷苗请愿,不难窥其在国内民族问题方面失败的深刻根源.国民党主张将全体国民一体看待，其民族思想旨在去异求同，不欲因特殊待遇刺激或强化族别意识，以免与民族自决原则相联系而有分裂之虞，故国大代表选举不采民族代表制。从理论上讲，未必不能成为外来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理想。但少数民族认为他们不能与汉族平等竞争，如此安排导致权益无法保障，不满情绪积聚，离心倾向渐强。后来中共的实践表明，兼采民族代表制未必一定会引起分裂。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时机，改革创新，兴利除弊，始终保持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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